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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声色地记录 政治和灾难的创痛 本刊记者/李行 汽车匀速行驶在波黑荒无人烟的盘山公路上，车窗外是能见度不足十米的迷雾。潮湿、阴冷是这个季节的巴尔干半岛特有的风情。 “当地人都说斯拉夫语，你们找我太明智了。”开车的向导是邻国塞尔维亚一位有着俄语口音英语的大叔。他一边开车一边转身对着摄影师刘旭阳和苏宇寒暄。毕竟接下来的两个星期他要与这两位来自中国的摄影师朝夕相处，还有每天100欧元的收入。 两位摄影师都系好安全带，紧紧握着安全扶手。对于这样复杂的地形和气候，他们显得有点紧张。意外还是出现了，一个转弯处，车轮打滑，冲向路边的悬崖。向导拼了命地反打方向盘，直到车子横亘在山路中间。 纪念碑与历史 这个发生在2016年的场景，如今还时常浮现在刘旭阳眼前，1992年出生的刘旭阳没想到过自己离死亡的距离只有30厘米。如果不是为了即将毕业的摄影作品，他可能不会去到那里。就读伦敦传媒学院摄影专业的他那时即将毕业，毕业作品就是提交一组主题照片。 在网络上，他偶然看到BBC此前拍摄的纪录片《南斯拉夫的死亡》。一百年间，从南斯拉夫王国、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演变到塞尔维亚和黑山，昔日的南斯拉夫最终分裂为六个共和国(塞尔维亚、黑山、波黑、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马其顿)，还有科索沃争议区，首都贝尔格莱德的身份也几度改变。 给刘旭阳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影片中南斯拉夫地区充满未来主义感的多座纪念碑。出发前两个月，他经常在网上翻找资料，通过谷歌地图，一次次搜索、放大，从卫星地图上的每一块绿色区域中，寻找灰色建筑的踪影。最终，他找到了24个纪念公园的位置，还发现了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战争遗迹，那些掩埋于荒烟蔓草中、一座座有如外星遗迹的乌托邦建筑。 为了可以在这几个国家通行，他办好了申根签证。抵达塞尔维亚时，他看到此前的旧警察局依然断壁残垣，而对面矗立的新警察局看起来风光无限，侧面却还是被炮火轰炸得一片焦黑。十多年前，巴尔干半岛爆发严重内战，城市里被毁坏的区域还来不及修复，就又遭到袭击。 在浓雾中，他们找到了波黑 Kozara 纪念碑，这是为了纪念1942年夏天数千名南斯拉夫游击队和平民被乌斯塔沙政权杀害而建。数十片建筑组成了一个圆柱形纪念碑，远看刚好在树林的空地上。 向导向两人介绍了这段历史：乌斯塔沙组织于1929年4月20日在保加利亚的索菲亚成立，想让克罗地亚由南斯拉夫独立出去，其领导人安特•帕维里奇与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法西斯党有密切关系，并且领取其津贴。1941年纳粹德国与意大利王国及其盟国进攻南斯拉夫，乌斯塔沙组织的军队便趁此时宣布克罗地亚独立，并残酷镇压当地平民。后来，乌斯塔沙被由铁托率领的人民军击溃，克罗地亚再度并入南斯拉夫。但如今，这块纪念碑属于南斯拉夫分裂之后的波黑领土之上。 天色暗下来，向导开车带领他们到波黑的一处山区小镇，镇子上有个小酒馆，七八十平方米，五六张桌子，他们每人要了一份“切巴契契”，那是用肉末卷成肉卷后再进行烤制的一种肉食。此间，整间酒馆里的人都一言不发转头盯着他们看，毫不掩饰自己的好奇。老板坐过来请求合影，“这样一来我们也是国际餐馆了。还可以把照片挂在餐厅里招徕客人。” 事后向导告诉他们，这个村子是塞族人的地盘，如果是克族人来到这里，人们恐怕不会那么友善。种族间的矛盾，虽然已经不如内战时激烈，但仍然在每个人心中隐隐作痛。 出发前，刘旭阳计划着要去拍摄一个名叫“Stone Flower”的纪念碑，最终却未能成行。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的向导是个塞尔维亚人。那座属于塞尔维亚英雄的纪念碑，如今地处克罗地亚境内。如果塞尔维亚人想去参观，就必须办理一系列复杂而苛刻、近乎不可能完成的手续。向导的解释是，现今的前南地区，克罗地亚族、塞尔维亚族、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那族的人民之间仍然矛盾重重，互不交流。 南斯拉夫制造 在巴尔干半岛拍摄纪念碑的半个多月里，向导也带领他们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 摩拉维纳人民革命纪念碑是他们此行最重要的拍摄对象之一。它是为了纪念摩拉维纳地区的二战胜利而建造的，巨大的石头翅膀中间是一只金属铸造的眼球。它现在位于克罗地亚地区，在去往那里的路上，他们看到当年参与过解放战争的老人，戴着礼帽和老伴在散步，和他们说起硝烟里失去的朋友。 在塞尔维亚的城市里，他们碰到一位重新找到工作的中年大叔，他拿着一个很大的热狗，开心地告诉向导他找到了新工作，小孩学习也挺好。在摄影师给他拍照时，他问能不能边吃热狗边拍肖像，摄影师说当然可以。于是，他嘴里咬着大口热狗的笑容被定格在了照片上。 至今，塞尔维亚的经济还没有完全回到1989年以前的水平。南斯拉夫曾是东欧最富足的国家，上个世纪60年代，前南斯拉夫的经济水平达到巅峰，甚至明显超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但在铁托死后，他之前的民族政策也为之后南斯拉夫的分裂埋下了伏笔。南斯拉夫在中东欧剧变大潮冲击下于1991年后分裂。随着没完没了的战争，食不果腹的贫民逐渐习惯了为几片面包排队等待。 在经过一片荒无人烟的山野时，摄影师刘旭阳和苏宇发现一个多层楼房的废墟。下车走近时，废墟里却走出两个伐木工。其中的一位原本生活在塞尔维亚，因为战争的原因，不得不回到家乡加入武装部队，转而攻打自己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在那场战争中，他的眼睛受了伤，视力受到严重影响，如今只能在山林里伐木谋生。伐木工说，其实塞尔维亚人都很好，只是大家都以为战争能让生活变得更好。但是显然，“命运跟大家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半山腰上，他们遇到一位牧羊的老奶奶，她的大儿子在战争中去世，二儿子长大以后成为了工程师，参与了一些纪念碑的修复工作，虽然往往因为经费工程一直在拖延。独居的老人则一直在山坡上牧羊。“其实还是有人会去纪念，并没有被遗忘。”老人对刘旭阳说。 在去克罗地亚的路上，他们的车子不慎翻入了一条水沟。幸好路过的警察和农民帮助把车移了出来。淳朴的农民从来没有见过亚洲人，特别是中国人，他们热情地拉着刘旭阳和苏宇合照。刘旭阳趁机提出请求为他们拍一些照片。“当我指挥他摆姿势的时候，我看到他的拖拉机上写着‘Made in Yugoslavia’(南斯拉夫制造)，这很应合我的拍摄主题，于是我叫他站到字迹旁边并拍下了一张照片。这段文字最终也成为了整个拍摄主题的名字。”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这些纪念建筑基本位于二战时期巴尔干半岛重大战役的发生地、集中营旧址、烈士公墓等，曾经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吸引过百万参观者。比起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纪念碑，前南斯拉夫的纪念碑是绝对的抽象化风格，几乎很少有表达政治的元素或符号。 “这些纪念碑就像历史的见证一样，可以经历长时间的洗礼。我也喜欢用镜头去记录这些痕迹，经过时间流逝后，战争、灾难对当地人、环境的影响，就像我接着做的切尔诺贝利主题系列一样。”刘旭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切尔诺贝利 继《南斯拉夫制造》系列之后，刘旭阳将镜头转向了自1986年沉寂至今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与普里皮亚季城，前者是当年那场震惊全球的核事故的发生地，后者则是前苏联政府为安置核电站员工及其家属所建之城。 进入辐射区的第一个早上，刘旭阳与策展人周小登跟随向导钻进五公里封锁区郊外一栋废弃的民房，吱吱作响的木地板上散落着房主密密麻麻的病历卡，营造了莫名的诡异气氛。屋外的道路早就消失，零星的建筑隐在树丛之中，就像雨后草地上星星点点的菌菇。而当他们经过一个堆放清除核废料用的工具车的“墓地”时，随身携带的辐射探测仪立即发出刺耳的警报。 畸形、辐射、死亡、污染，类似的词语在警报声中变得切实可感。 2016年之前，切尔诺贝利之于刘旭阳是一直是个遥不可及的存在。直到从新闻上得知，覆盖爆炸点四号反应堆的旧“石棺”已老化，一旦出现裂缝或倒塌将导致辐射污染源进一步扩散，各国不得不携手建设新的保护壳并拆除旧“石棺”，他们才决定动身前往。 切尔诺贝利现今依旧是一个禁区，仅在近些年才开放授权给乌克兰境内极少的向导机构，任何游客都需要经这些公司办理许可才能进入，他们通过当地旅游公司拿到了通行许可证。当他们翻入各个学校、医院、实验室废墟时，辐射警报不时响起。每当向导停下脚步左右张望，便是要带他们进一些“不该进”的地方。作为接收辐射伤员的场所，普里皮亚季医院遭受了仅次于四号反应堆的辐射污染。曾经存放受污染防辐射服的地下室至今存有超量辐射，甚至继续在向外扩散。当他们靠近角落的一双手套时，探测仪再次发出了刺耳警报。他们二人不得不多次临时上调了探测仪预警线的标准，用这种掩耳盗铃的方法安慰自己。 但在接下的两天中，刘旭阳和苏宇碰到了一位仍生活在核心辐射区附近的老奶奶。院子被打理得井井有条，房屋也没有破损得很厉害。屋内没有开灯，老奶奶身穿带着蓝色碎花的传统服装坐在床上，能见到少见的客人她很开心。 老奶奶的名字是Galina Yavchenko，相熟的人也称她为Galya奶奶。她在灾难发生后的一年回到由祖父开垦的故土生活，最终，政府也没有驱赶她。 这些年，她仅靠政府给的一点养老金生活。一位园丁每月帮她将钱取来，也帮她买一点生活必需品。这是她仅有的收入。一面墙上挂满了照片，有她年轻时候的影像，以及与爱人、孩子及孙子在一起的照片。右上角的一个挂历，撕到了当日日期。 在提及在房间内看到的一套苏联制服时，Galya眼神有些暗淡。她说那是她一个儿子的制服。在苏联解体前，她的儿子住在仅有一个小时车程外的白俄罗斯。苏联解体后，白俄罗斯变成一个国家，以前一个小时的路程现在因为要穿越不同的检查站而变成了一天。而那套制服也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被儿子留在这里。 临走之前，刘旭阳给她拍了一张肖像。考虑她的腿脚不便，刘旭阳让她就坐在床榻上，背景是很具当地特色的挂毯，房间内极暗，他开大光圈到1.8，用手机手电筒作主光源，完成了那张照片。 所有人离开辐射区前都必须进行辐射剂量测试，以防污染源被带出。因此，他们把衣物都留在了当地。检查站五百米外就是白俄罗斯的国界，当值的士兵们对他们很友好，还热情地请他们喝泡制的柠檬茶。士兵们在检查站墙头的禁烟标示下抽烟，喝完一杯柠檬茶刘旭阳才想起，进辐射区有条限令是不能在户外饮食喝水。辐射区外的人把这些防核指南熟记于心，而辐射区内，从灾难中幸存下来的人不愿再为延长寿命而忍受过多束缚。 “污染区内尚有幸存老者居住，动物正常友好，禁区探索者们建立了自己的社会网络，新的教堂和圣母像被竖起。这是真实的切尔诺贝利，它正在缓慢地自我愈合。”刘旭阳说。 不带情感的记录 2013年，刘旭阳开始实施厦门的沙坡尾纪实拍摄计划，他想记录沙坡尾从一个渔港逐步被拆迁改造为城市文化商业地标的过程，希望借此记录人类文明替代地貌运动对城乡地形发生作用的过程。 纪实摄影是刘旭阳生活工作的中心，自伦敦传媒学院新闻与纪实摄影专业硕士毕业后，他常往返于北京、厦门两地。厦门是刘旭阳的出生地。因此，他在这座与其成长经历相连结的城市，进行了研究生毕业后的第一场展览。2017年4月他在厦门举办了《南斯拉夫制造》的首场个展，后来又举办了《野草：切尔诺贝利影像纪实展2017》的展览，还在厦门、大理、成都、福州等地巡展。 从小受摄影发烧友的父亲影响，刘旭阳一直与相机有着亲密接触。大学本科学习摄影，后来在选择研究生课程时，选择了纪实性摄影。他记得硕士导师Paul Lowe曾在课堂上提到：我们的照片不能有任何像素上的改变，比如把画面中某个物体、元素抹除掉，或者在人脸上动手脚都是不允许的，因为这些都会给观看者带来偏向性引导。 “我拍的这些照片是不带任何滤镜的纯粹，我没什么社会责任感，我所做的事情就是尽量公平而不带情感政治色彩地去记录。并且，我害怕所谓的社会责任感让我的作品产生立场偏颇，从而引导读者到我所设想的环境中去。”刘旭阳这样说。 (文章部分内容经授权摘取自周小登、刘旭阳拍摄日志) 《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第21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
